管晏列传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子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管晏列传”译文及注释
译文
管仲，名夷吾，是颍上人。他年轻的时候，常和鲍叔牙交往，鲍叔牙知道他贤明、有才干。管仲家贫，经常占鲍叔的便宜，但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不久，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以后，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纠，管仲被囚禁。于是鲍叔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在齐国执政，桓公凭借着管仲而称霸，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正于一，这都是管仲的智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生活贫困。我曾经为鲍叔办事，结果使他更加穷困，但鲍叔不认为我愚笨，知道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都被君主免职，但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我没有遇到好时机。我曾多次作战，多次战败逃跑，但鲍叔不认为我胆小，知道我还有老母的缘故。公子纠失败，召忽为我而死，我被关在深牢中受屈辱，但鲍叔不认为我无耻，知道我不会为小节而羞，却会因为功名不曾显耀于天下而耻。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啊！”
鲍叔推荐了管仲以后，情愿把自身置于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多数是著名的大夫。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干，反而赞美鲍叔能够识别人才。
管仲出任齐相执政以后，凭借着小小的齐国在海滨的条件，流通货物，积聚财富，使得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在《管子》一书中称述说：“仓库储备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才能分辨荣辱；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六亲”才会得以稳固”“不提倡礼义廉耻，国家就会灭亡。”“国家下达政令就像流水的源头，顺着百姓的心意流下。”所以政令符合下情就容易推行。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给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就替他们废除。
管仲执政的时候，善于把祸患化为吉祥，使失败转化为成功。他重视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慎重地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齐桓公实际上是怨恨少姬改嫁而向南袭击蔡国，管仲就寻找借口攻打楚国，责备它没有向周王室进贡菁茅。桓公实际上是向北出兵攻打山戎，而管仲就趁机让燕国整顿召公时期的政教。在柯地会盟，桓公想背弃曹沫逼迫他订立的盟约，管仲就顺应形势劝他信守盟约，诸侯们因此归顺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正是为了取得的道理，这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管仲富贵得可以跟国君相比拟，拥有设置华丽的三归台和国君的宴饮设备，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僭越。管仲逝世后，齐国仍遵循他的政策，常常比其它诸侯国强大。此后过了百余年，齐国又出了个晏婴。
晏平仲，名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他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由于节约俭仆又努力工作，在齐国受到人们的尊重。他做了齐国宰相，食不兼味，妻妾不穿丝绸衣服。在朝廷上，国君说话涉及到他，就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国君的话不涉及他，就正直地去办事。国君能行正道，就顺着他的命令去做，不能行正道时，就对命令斟酌着去办。因此，他在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名声显扬于各国诸侯。
越石父是个贤才，正在囚禁之中。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他，就解开乘车左边的马，把他赎出来，用车拉回家。晏子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进内室，过了好久没出来，越石父就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大吃一惊，匆忙整理好衣帽道歉说：“我即使说不上善良宽厚，也总算帮助您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越石父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到委屈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意志就会得到伸张。当我在囚禁之中，那些人不了解我。你既然已经受到感动而醒悟，把我赎买出来，这就是了解我；了解我却不能以礼相待，还不如在囚禁之中”于是晏子就请他进屋待为贵宾。
晏子做齐国宰相时，一次坐车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她的丈夫。他丈夫替宰相驾车，头上遮着大伞，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马，神气十足，洋洋得意。不久回到家里，妻子就要求离婚，车夫问她离婚的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齐的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常有那种甘居人下的态度。现在你身高八尺，才不过做人家的车夫，看你的神态，却自以为挺满足，因此我要求和你离婚。”从此以后，车夫就谦虚恭谨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车夫也如实相告。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说：我读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这些书上说的太详细了！读了他们的著作，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编写了他们的合传。至于他们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的佚事。
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然而孔子小看他，难道是因为周朝统治衰微，桓公既然贤明，管仲不勉励他实行王道却辅佐他只称霸主吗？古语说：“要顺势助成君子的美德，纠正挽救他的过错，所以君臣百姓之间能亲密无间。”这大概就是说的管仲吧？
当初晏子枕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完成了礼节然后离去，难道是人们所说的“遇到正义的事情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吗？至于晏子直言进谏，敢于冒犯国君的威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进就想到竭尽忠心，退就想到弥补过失”的人啊！假使晏子还活着，我即使替他挥动着鞭子赶车，也是我非常高兴和十分向往的啊！
注释
1、匡：纠正、匡正。
2、事：为......服务。
3、进：推荐。
4、九：多次。
5、贾：做生意、做买卖。
6、召忽：人名。
“管晏列传”鉴赏
艺术特点
抓住特点，勾勒概貌
管仲和晏婴同为齐国名相，他们之间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任相时间长；（2）功绩卓著（涉及内政、军事、外交、经济、用人诸方面）；（3）均有著述，世人多所了解。为这样的名相立传，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司马迁首先采取了抓住特点勾勒概貌的写法，给人们留下一个总的印象。 桓公以前，齐国国君昏庸，国力衰微。而“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见，齐国崛起始于桓公，而桓公之成为春秋一霸，又仰仗于“管仲之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形象而概括地说明了管仲的功绩之大。创业难，守业更难。百余年后的晏婴，在巩固齐国国威过程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此，司马迁用了几组形式整齐的排比句，从三方面作了介绍：“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言其节俭力行，严于律己；“其有朝，既顺命；无道，即衡命”，言其以道为绳，谨慎行事。最后一言以蔽之，“三世显于诸侯”，突出了晏子的功绩。
精选典型，各有侧重
写管仲，作者从内政、外交两方面着重写他的“辅弼之才”。“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一节，写他内政方面的治国才能。经济为一国之命脉，齐国地域虽小，但管仲能因地制宜，利用在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鱼、盐事业，并调整物价，铸造货币，发展工商业，推行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军制改革，从而使齐国富强起来。齐国人口虽不多，但管仲看到，只要人心所向，众志必能成城。所谓“与俗同好恶”，即是这种民本思想的体现。“善因祸而福，转败而为功”一节，则以三个典型事例写其外交方面的政治策略。“袭蔡伐楚”一事，巧妙地变师出无名而为师出有名，变霸权的膨胀为正义的申张。“北征山戎”一事，救赵之危，并令其“修召公之政”，助邻实为睦邻，意为使燕永作齐之北方的屏障。“柯地盟会”一事，力劝桓公守约，意在取信诸侯，播扬齐国之威名。三个事例生动反映了管仲善于利用矛盾，权衡轻重，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变祸为福，转败为胜的远见卓识和外交才能。 写晏婴，则通过两件轶事着重写其“用人之才”。赎越石父，宴为上客，写其礼贤下士，虚怀若谷；荐御者为大夫，则写其举贤任能，不拘一格的胆识。这样的典型事例不仅从一个侧面突出晏婴在齐国历史上的功绩，而且更生动地刻画出这位贤相既有雄才大略又有谦恭谨慎的态度。
记言记行，相辅相成
“言为心声”，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形象过程中，还利用了人物对话或著述来作他们行为的佐证，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管仲著述中的一段话：“仓廪实而知礼节……令顺民心。”揭示了管仲治理内政“取信于民”的指导思想。“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说明了管仲“取信于诸侯”的外交策略，哲理性强，耐人寻味。 为表现晏婴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品格，作者在“赎贤”一则轶事中，不仅写了晏子“解左骖以赎之，载归。”“摄衣冠而谢”的行动，更写了晏子感人的言语：“婴虽不仁，何子求绝之速也？”言行对照，一个不因位高而盛气凌人，不因有恩而居功自傲，严于律己，胸怀恢宏的贤相形象跃然纸上。
衬托对比，形象突现
（1）用写缺点来反衬优点。“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这好像是在批评管仲的奢侈生活，然经作者“齐人不以为侈”一笔勾回，反衬出管仲功劳之大，大到如此大兴土木，铺张浪费，而齐国的人都不认为他奢侈。这是因为他制定的政策能顺应民心，从百姓的需要出发。（2）写次要人物来衬托主要人物。写晏子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窥见晏子和自己丈夫的情况，通过晏子和车夫的行动与态度的对比，更好地衬托出晏子的谦恭性格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再如文章的第二自然段，从表面看，似乎是赞美鲍叔的知人之深，实际上是写管仲不是一个贪小愚蠢、胆怯无能、寡廉鲜耻的人，而是一个不拘小节，能屈能伸，有远大抱负的贤者。写鲍叔是为了从侧面写管仲。另一方面，鲍叔能从大处着眼评价管仲，说明没有鲍叔的慧眼识贤，就不可能有管仲后来的一番事业。管仲的非凡之功，得之于鲍叔的知人之明。作者这样写，不仅突出管鲍之交的可贵，而且寄托着知己难逢的感慨。
简析
《管晏列传》是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和晏婴的合传。司马迁描写这两位春秋中后期齐国国相，能抓住其特点，并选取典型细节加以生动地表现，如写管仲，着重写其同鲍叔牙的交往，以及任政相齐、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谋略，写晏婴则通过对重用越石父和御者的典型事例的详细叙述来突出其“贤”。
文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比如对管、鲍之间的真挚友谊及晏子任用御者缘起的叙述极为详细，而对管仲生活的奢侈等不太重要的方面则一笔带过。传记之末“太史公曰”以后的简短议论与评价更是深化了对管、鲍二人的认识，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司马迁自述写作《管晏列传》之缘由：“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指出虽然管仲的奢华与晏婴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二人同为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勋业彪炳，晏婴协助景公成就治世，政绩显赫，一霸一治，泽被当代，垂范后世，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将二人合传写成《管晏列传》。
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成为五霸之一，晏婴辅佐齐灵公、庄公、景公，使齐“三世显名于诸侯”。并在出使楚国后得到重要的关注。重要的是，在本文所记的轶事中，都分明贯穿了一个“知”字。管仲的“任政相齐”，是仗仰于鲍叔牙的知人善任；写晏婴的赎贤、荐贤，则更是他知人爱才，礼贤下士的必然结果。
赏析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
司马迁简介
两汉·司马迁的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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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戒饬守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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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深虑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管晏列传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子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馀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
吴山图记
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酷吏列传序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报孙会宗书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推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庭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末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滛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
争臣论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