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译文一
韩非子说:“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等高官的人,辅佐当世的君主,其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上了,本来就不必多说什么。至于像季次、原宪二人,均为民间百姓,他们一心读书,具有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的君子节操,坚持正义,不与世俗苟合,而当时的人们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终生都住在家徒四壁的蓬室之中,就连布衣粗食也得不到满足。他们逝世已有四百余年了,但他们的弟子却依然不断地纪念他们。现在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当时的国家法令,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办事求结果,答应人家的事一定兑现,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做到了使危难的人获生,施暴的人丧命,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本领。以称道自己对他人的恩德为耻。为此,他们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
况且急事是人们经常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被困于井底粮仓,伊尹曾背着鼎锅和砧板当过厨师,傅说也曾隐没在傅险筑墙,吕尚也曾受困于棘津,管仲亦曾遭到囚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子曾在匡地受惊吓,并遭到陈、蔡两国发兵围困而饿得面带菜色。这些人均为儒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还遭到如此的灾难,何况那些仅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他们所遭受的灾祸又如何能说得完呢!
乡下的人有这样的话:“谁知道什么仁义不仁义,凡是给我好处的人,便是有道德的人。”因此,伯夷认为侍奉周朝是可耻的,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但周文王、周武王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盗跖、庄跻残暴无忌,他们的党徒却没完没了地称颂他们的义气。由此看来,庄子所说的:“偷衣钩的人要杀头,窃国的人却做了王侯;王侯的门庭之内,总有仁义存在。”此话一点不假。如今拘泥于教条的那些学者,死抱着那一点点仁义,长久地在世上孤立,还不如降低论调,接近世俗,与世俗共浮沉去猎取功名呢!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很重视获取和给予的原则,并且恪守诺言,义气传颂千里,为义而死,不顾世人的议论。这正是他们的长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有些士人,到了穷困窘迫时,就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游侠,这些游侠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豪杰、特殊人物吗?如果把乡间的游侠与季次、原宪等比较地位、衡量能力,看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总之,从办事到见功效,说话守信用来看,游侠的义气又怎么能缺少呢!
古代民间的游侠,已经不得而知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卿相的地位以及封地的丰厚财产,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在诸侯中名声显赫,这不能说不是贤能的人。这就如同顺风呼喊,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是风势激荡罢了。至于像乡里的游侠,修养品德,砥砺名节,扬名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的贤能,这才是很难的啊!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游侠,不记载他们的事迹。秦朝以前,民间的游侠,均被埋没而不见于史籍,我非常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尽管时常触犯当时的法网,然而他们个人的品德廉洁谦让,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不是虚传,士人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至于那些结党营私的人和豪强互相狼狈为奸,依仗钱财,奴役穷人,依仗势力侵害欺凌那些势孤力弱的人,纵情取乐,游侠们也是颇为憎恨他们的。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心意,却随便将朱家、郭解等人与那些豪强横暴之徒混为一谈,并加以讥笑。
译文二
韩非说:“儒生往往用文墨来扰乱法律,而侠土往往凭武力来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曾遭到讥评。而有学问的人还是大都被世人所称赞。至于依靠机谋、权术而获得宰相、卿、大夫官位,并辅助当世君主的人,他们的功绩和声名都已著录在史书之中,这些本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又象季次、原宪,他们本是隐居街巷的人,饱读诗书,保持着有独特品行的君子们的那种德性,坚持正义,不随便迎合当世,同世人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一辈子居住在简陋的破草房之中,粗麻布衣,粗茶淡饭,尚常常不得温饱。他们死了也就默默无闻了。可是四百多年来,他们的后代学生仍不断地在纪念他们。至于游侠之士,他们的行为虽不符合正式法纪的轨道,但他们说的话一定要兑现,他们办事一定很果决。他们已经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诚心去办。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一旦将别人从危难和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也决不自恃自己的能力,同时羞于夸耀自己的品德。这些,也是很有值得称赞之处的。
况且,平安或危急,是人们常常能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经在井底和米仓中受过危难,伊尹曾经背着铁锅和砧板当过厨子,傅说曾经隐匿在傅岩为人筑墙,吕尚曾经在棘津受穷困,管夷吾曾经披枷带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仲尼曾在匡地受到惊骇,又曾在陈国,蔡国饿得面黄如莱叶。这些都是被学土们称为有道德的仁人,还不免遭到这些灾难,更何况那凭着一般才能而处于乱世中的下层人呢?他们所遭受的迫害又怎么能说得完呢?
被称为鄙野的人有这样的话:“怎样知道仁义呢?给我以好处的人就是有德性的人。”所以伯夷耻事周朝,饿死在首阳山,而周文王、周武王并不因此而贬损王号;跖和蹻残酷暴戾,他们的崇拜者却不断地称颂他们的仁义。由此看来,“偷了衣带钩的人被杀头,窃取了国家的人却被封侯,只有那侯门之内才有所谓仁义。”这话可不是假话。
现在有一些拘泥的学者,死抱着短浅的道义,长期地孤立于世俗之外,他们哪里比得上那些议论不高、与世俗一般见识、随波逐流追求名利的人呢?而这些出身平民的游侠之士,一旦许下或取或予的诺言,便千里仗义而行,为别人赴死而不顾世俗议论,他们也有所长,并不是随随便便而能办到的。所以有道德的人在他们困窘的时候是能够向游侠以性命相托的,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说贤能、豪杰一类的人吗?如果让乡间小巷的侠士与季次、原宪他们比较一下的话,他们为当时社会所作的贡献,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从功效的显著、言语的信用来看,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能轻视呢?
古时候民间侠士,已经无从知道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依仗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有封地和卿相的富厚,广招天下的贤能之人,使自己的名声在诸侯之间传扬,这不能说不算贤能的了。这好像是顺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快,只是风势激扬罢了。至于民间的侠士,他们修炼自己的行为,磨砺自己的名誉,使得声名传于天下,天下人都称赞他们贤能,这真是难能可贵的啊!但是儒家、墨家都排斥、摈弃他们的事迹而不记载于自己的著作中。从秦代以前,出身卑贱的侠客们的事迹,都被埋没而无法见到,我是很痛惜的。就我所知道的,汉朝兴起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虽然他们往往触犯了当时的法网,但他们个人的美德,以及廉洁谦让的作风,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他们的名声不是凭空建立的,人们也不是凭空归附他们的。至于象结成党羽、巴结豪强、互相勾结,倚仗钱财欺压贫穷的人、以野蛮暴力侵害孤弱之辈,以此放纵贪欲,图得自身快乐,游侠们也是很憎恨这些丑行的。我叹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用心,而轻率地将朱家、郭解等人与豪强暴徒看作同类而加以嘲笑!
注释
1、韩子: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下文引自《韩非子·五蠹》。
2、《春秋》:这里泛指史书。
3、季次:公皙哀,字季次,齐国人,孔子弟子。原宪:字子思,鲁国人,孔子弟子。
4、独行君子:指独守个人节操,而不随波逐流之人。
5、已诺必诚:已经答应人家的事情,一定要兑现。
6、虞舜窘于井廪:指虞舜为其父瞽叟和其弟象所迫害,他们让舜修米仓,企图把舜烧死;此后又让舜挖井,两人填井陷害舜,然而舜均逃脱了。
7、“伊尹”句:伊尹乃商汤的旧臣,据传说最初伊尹为了接近汤,曾到汤的妻子有莘氏家里当奴仆,后又以“媵臣”的身份,背着做饭的锅和砧板见汤,用做菜的道理阐释他的政治见解,终于被汤所重用。
8、“傅说”句:傅说乃商代武丁的名臣,在未遇武丁时,是一个奴隶,在傅岩筑墙服役。匿:隐没。傅险:即傅岩(在今山西省丰陵县东)。
9、吕尚:吕尚即姜子牙,相传他在70岁时,曾在棘津以屠牛和卖饭谋生。
10、延陵: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封于延陵。
11、孟尝:即孟尝君,齐国贵族田文。
12、春申:即春申君,楚国考烈王的相国黄歇。
13、平原:即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之弟。
14、信陵:即信陵君魏无忌,魏安嫠王异母弟。
15、砥:磨炼。
16、排摈:排斥、摈弃。
17、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此五人均为汉代初年著名的游侠,其事迹见传文。
18、朋党:由于共同利益而结伙。比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评析
《游侠列传序》在艺术手法方面颇具特色:其一为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衬托手法。总的来说是用儒侠作对比,借客形主,从而烘托出游侠的可贵品质。在行文过程中,又分几层进行对比。一类儒者是靠儒术取得了高官的人,他们虚伪狡诈,毫无信义可言,仅凭有权有势,就受到称赞。这与济人之危、奋不顾身的游侠反而受到污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类是无所作为,对社会实际没有什么益处的闾巷之儒,他们也历来受称颂,而扶危的游侠,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荣誉。此外,作者还拿孟尝君、平原君之类的贵族之侠与布衣之侠作了对比。通过上述层层对比,不仅突出了布衣之侠的高贵品质,而且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从而大大深化了主题。其二反复咏叹,加强了抒情性。文中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称赞游侠,而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强烈的爱憎。首先是从正面肯定他们的言必信、行必果的高尚品德,接着称颂布衣之侠的“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又说遭受困厄之士人,也常常依附游侠的帮助。这些均属满腔热情的称颂。继而用布衣之侠与季次、原宪一类的儒生作对比,并提出“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文章结尾是直接称赞汉代的游侠朱家、郭解等人“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诚如《古文观止》的评语:“一篇之中,凡六赞游侠,多少抑扬,多少往复,胸中荦落,笔底摅写,极文心之妙。”
两汉·司马迁的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司马迁的诗(26篇)〕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幸惟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
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沧浪亭记》,曰:“昔子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
余曰:昔吴越有国时,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孙承祐,亦治园于其偏。迨淮海纳土,此园不废。苏子美始建沧浪亭,最后禅者居之: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有庵以来二百年,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
夫古今之变,朝市改易。尝登姑苏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庵与亭何为者哉?虽然,钱镠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
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正义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萧、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新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丰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