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昼锦堂记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相州昼锦堂记”译文及注释
译文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从人情上说是光荣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大概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时候，困居乡里，那些平庸之辈甚至小孩，都能够轻视欺侮他。就像苏季子不被他的嫂嫂以礼相待，朱买臣被他的妻子嫌弃一样。可是一旦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旗帜在前面导引，而骑兵在后面簇拥，街道两旁的人们，一齐并肩接踵，一边瞻望一边称羡，而那些庸夫愚妇，恐惧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对车轮马足扬起的灰尘，十分后悔，暗自认罪。这么个小小的士人，在当世得志，那意气的壮盛，以前的人们就将他比作穿着锦绣衣裳的荣耀。
只有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如此，魏国公，是相州人士。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魏国公年轻时就已考取高等的科第，当了大官。全国的士人们，听闻他传下的风貌，仰望他余下的光彩，大概也有好多年了。所谓出将入相，富贵荣耀，都是魏国公平素就应有的。而不像那些困厄的士人，靠着侥幸得志于一时一事，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之外，为了使他们害怕而夸耀自己。如此说来，高大的旗帜，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光荣，玉圭官服，也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富贵。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使功勋延及国家，让这些都镌刻在金石之上，赞美的诗歌传播在四面八方，使荣耀传于后世而无穷无尽，这才是魏国公的大志所在，而士人们也把这些寄希望于他。难道只是为了夸耀一时，荣耀一乡吗？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过相州，便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后来又在石碑上刻诗，赠送给相州百姓。诗中认为，那种以计较恩仇为快事，以沽名钓誉而自豪的行为是可耻的。不把前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光荣，却以此为鉴戒。从中可见魏国公是怎样来看待富贵的，而他的志向难道能轻易地衡量吗？因此能够出将入相，辛勤劳苦地为皇家办事，而不论平安艰险气节始终如一。至于面临重大事件，决定重大问题，都能衣带齐整，执笏端正，不动声色，把天下国家置放得如泰山般的安稳，真可称得上是国家的重臣啊。他的丰功伟绩，因此而被铭刻在鼎彝之上，流传于弦歌之中，这是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一乡一里的光荣啊。
我虽然没有获得登上昼锦堂的机会，却荣幸地曾经私下诵读了他的诗歌，为他的大志实现而高兴，并且乐于向天下宣传叙述，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注释
(1)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困厄：困苦，苦难。
(2)易：轻视。
(3)季子：见卷四《苏秦以连横说秦》。买臣：朱买臣，西汉人，先贫后贵。妻改嫁，望复婚，被拒。
(4)旄：竿顶用旄牛尾作为装饰的旗。
(5)骈：并列。咨嗟：赞叹。
(6)魏国公：指韩琦，北宋大臣，执政多年，并曾与范仲淹帅兵同抗西夏，世称“韩范”。
(7)牙：牙旗。纛：音道，仪仗队的大旗。
(8)大纛：古代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9)桓圭：古代三公所执玉圭。衮裳：帝王和三公礼服。
(10)昼锦：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韩琦以宰相回乡任官，极感荣耀，故名。
(11)绅：官服上的大带。笏：音户，大臣上朝时所执的手版，以便记事。
(12)彝鼎：古代祭器，可刻铭文。
“相州昼锦堂记”鉴赏
鉴赏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解析
这是一篇应酬文字。是为相州韩琦所建的昼锦堂写的记。
文章主旨是赞誉韩琦身居显位，不炫耀富贵，反引为鉴戒，志在留清名于后世，显真人格于人间；同时贬斥了那些追求名利富贵，以衣锦还乡为荣的庸俗之辈。
文章首先从人情之所荣，从古今之所同入笔，极写衣锦还乡的意气之盛，欲扬先抑，为下文预作铺垫。接着夸赞韩琦的所作所为，韩琦位极人臣，名重一时，却鄙弃那种炫耀富贵的庸俗作风；他回家兴建昼锦堂，是反其意而用之，其轻富贵的品格节操，其远大的志向，非一般夸荣显富者可比。作者表达了对韩琦的由衷赞美敬佩之情。
创作背景
写作此文时，韩琦任丞相，欧阳修在翰林院供职。魏国公韩琦是以武康节度使回老家任职，是富贵而归故乡。但他志向远大，轻富贵，不以昼锦为荣，并刻诗言志。欧阳修对此十分推崇。因此，欧阳修“乐公（指韩琦）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写了这篇文章。
欧阳修简介
宋代·欧阳修的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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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晏子不死君难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信陵君救赵论
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赵，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窃符也，非为魏也，非为六国也，为赵焉耳。非为赵也，为一平原君耳。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撤六国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赵无平原，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不能当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战胜，可也，不幸战不胜，为虏于秦，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
夫窃符之计，盖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窃符，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为信陵计，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不听，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于报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则信陵君不负魏，亦不负赵；二人不负王，亦不负信陵君。何为计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赵，不知有王。内则幸姬，外则邻国，贱则夷门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赵王，盖君若赘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亲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虽然，魏王亦不得无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亦安得窃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径请之如姬，其素窥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窃符，其素恃魏王之宠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权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肃。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众人不知有王，王亦自为赘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春秋》书葬原仲、翚帅师。嗟夫！圣人之为虑深矣！
蹇叔哭师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 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答苏武书
子卿足下：
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韝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
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顾国家于我已矣，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辙复苟活。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忉怛耳。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马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使复战，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沬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仇，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絷，韩彭葅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愿足下勿复望陵。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
尚德缓刑书
汉昭帝逝世，昌邑王刘贺被废黜，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路温舒呈上奏书，奏书说：
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其辞曰：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尊文、武之业，
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臧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深虑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郡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