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bēi)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放鹤亭记》。
译文
熙宁十年的秋天,彭城发大水,云龙山人张君的草堂,水已没到他家门的一半。第二年春天,大水落下,云龙山人搬到故居的东面。在东山的脚下,登到高处远望去,看到一个奇特的境地。于是,他便在那座山上建亭子。彭城山,山冈从四面合拢,隐约的像一个大环;只是在西面缺一个口,而云龙山人的亭子,恰好对着那个缺口。春夏两季交替的时候,草木茂盛,似乎接近天空;秋冬的瑞雪和皓月,千里一色。风雨阴晴,瞬息万变。山人养两只鹤,非常温驯而且善于飞翔。早晨就朝着西山的缺口放飞它们,任它们飞到哪里,有时立在低洼的池塘,有时飞翔在万里云海之外;到了晚上就向着东山飞回来,因此给这个亭子取名叫“放鹤亭”。
郡守苏轼,当时带着宾客随从,前往拜见山人,在这个亭子里喝酒并以此为乐。给山人作揖并告诉他说:“您懂得隐居的快乐吗?即使是面南称尊的国君,也不能和他交换。《易》上说:‘鹤在北边鸣叫,它的小鹤也会应和它。’《诗经》上说:‘鹤在深泽中鸣叫,声音传到天空。’大概鹤清净深远幽闲旷达,超脱世俗之外,因此《易》、《诗经》中把它比作圣人君子。不显露自己有德行的人,亲近把玩它,应该好像有益无害。但卫懿公喜欢鹤却使他的国家灭亡。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认为造成荒唐的灾祸没有能比得上酒的;而刘伶、阮籍那类人,凭借这保全他们的真性,并闻名后世。唉,面南的君主,即使清净深远幽闲旷达,像鹤这样,还不能过分享受,过分喜好就会使他的国家灭亡。而超脱世俗隐居山林的贤士,即使荒唐迷惑颓败迷乱像饮酒的人,还不能成为祸害,更何况对鹤的喜爱呢?由此看来,君主之乐和隐士之乐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山人欣然笑着说:“有这样的道理啊!”于是,写了放鹤、招鹤之歌:
“鹤飞翔到西山的缺口,凌空高飞向下看选择它去的地方,突然收起翅膀,好像将要落下;忽然看到了什么,矫健地又凌空翻飞。独自整天在山涧峡谷中,啄食青苔踩着白石头。”“鹤飞回吧,到东山的北面。那下面有人,戴着黄色的帽子,穿着草鞋,披着葛麻衣服,弹奏着琴弦,亲自耕种自食其力,剩下的东西就能喂饱你。回来啊,西山不可以久留。”
注释
放鹤亭:位于今江苏徐州市云龙山上。
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熙宁,宋神宗年号。
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北宋徐州治所所在地。
及:漫上。
扉:门。
明年:第二年。
升:登上。
作:造。
适:恰好。
晦明:昏暗和明朗。
俯仰百变:俯视仰视之间,气象有许多变化。
旦:早晨。
纵:听凭。
陂(bēi)田:水边的田地。
傃(sù):向,向着,沿着。
名:给······命名。
挹(yì):通“揖”,作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鹤在北坡鸣叫,小鹤与之应和(见《易经·中孚·九二》)。阴,北面。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鹤在深手攀鸣叫,声传于天外(语出《诗经·小雅·鹤鸣》)。
狎(xiá):亲近。
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据《左传·鲁闵公二年》,卫摊公好鹤,封给鹤各种爵位,让鹤乘车而行。狄人伐卫,卫国兵士发牢骚说:“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哉?’’卫因此亡国。
《酒诰》:《尚书》篇名。据《尚书·康浩》序,周武王以商旧都封康叔,当地百姓皆嗜酒,所以周公以成王之命作《酒浩》以戒康叔。
《抑戒》:《抑戒》是《诗·大雅》中的篇名。相传为卫武公所作,以刺周厉王并自戒。其中第三章:“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荒湛于酒即过度逸乐沉俪于酒。
刘伶、阮籍:皆西晋“竹林七贤”中人。皆沉醉于酒,不与世事,以全身远害。
“翻然”二句:指鹤转身敛翅,恍惚将要止歇。
黄冠:道士所戴之冠。
元丰元年:即1078年。元丰,宋神宗年号。
赏析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最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但思想性较差,消极避世,不鼓励人进取。
创作背景
此文作于元丰元年(1078年)十一月八日,时苏轼知徐州。隐者张师厚隐居于徐州云龙山,自号云龙山人。后迁于东山之麓并作亭其上,自驯二鹤,鹤朝放而暮归,白日里令其自由地飞翔于天地间,所以名亭为“放鹤亭”。苏轼为之作题记。
宋代·苏轼的简介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 苏轼的诗(156篇)〕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幸惟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大道青楼望不遮,年时系马醉流霞。
风前带是同心结,杯底人如解语花。
下杜城边南北路,上阑门外去来车。
匆匆觉得扬州梦,检点闲愁在鬓华。
唤起窗前尚宿酲,啼鹃催去又声声。
丹青旧誓相如札,禅榻经时杜牧情。
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
云阶月地依然在,细逐空香百遍行。
遮莫临行念我频,竹枝留涴泪痕新。
多缘刺史无坚约,岂视萧郎作路人。
望里彩云疑冉冉,愁边春水故粼粼。
珊瑚百尺珠千斛,难换罗敷未嫁身。
从此音尘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烟。
泪添吴苑三更雨,恨惹邮亭一夜眠。
讵有青马缄别句,聊将锦瑟记流年。
他时脱便微之过,百转千回只自怜。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